战国至东汉时期（6）药物学理论的形成 (点击:) 日期：2008-04-03
药物学理论的形成
发展概况
战国以来，人们的药物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专著。《史记·仓公传》曾提及古代的医药书籍《药论》，可惜该书现已失传。晋代《中经薄》记载有《子仪本草》一书，子仪是战国时名医扁鹊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清代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中记载，当时有经方五家：《神家本草经》三卷，《桐君采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及《仓公对诏》。可见到汉代时已先后有多种药物学专书出现。但这些书后来大都散佚了。 “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楼护传》。楼护是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的人，据《楼护传》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成帝建初二年（公元前31年）即有了“本草待诏”这一掌管医药的官职。另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曾征如天文、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来京师。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征集人力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了。从古籍所收载的药物来看，这一时期药物品种已大大增多了。《内经》载方12首，用药有泽泻、半夏、连翘等；《五十二病方》载药247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黄芩、花椒、水银、茅根等实物。河北满城汉墓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制药工具棗医工盆、注药器、滤药器和熬药工具等。 由于秦汉以来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后，使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大蒜、苜蓿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等，已逐渐被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口到中国。从而使得药物品种不断增多，人们的药物知识不断丰富。 同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也相应地要求药物学同步发展。《神农本草经》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临证医学的进步。 成书年代与流传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收录该书，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有关于此书的记载，但都没有提及作者及写作年代。有人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药物大部分是《本草经》所收录的，而《本草经》所载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的郡、县地名，加上书中有些记述有明显的道教思想痕迹，从而断定该书成书于东汉。也有人认为西汉年间已有本草之类的书籍，而书中所记载的采药时间以建寅为岁首，又收有葡萄、胡麻等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大宛而带回国的药物，因此该书不会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与《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除见载于梁代的《七录》、《隋书·经籍志》外，《旧唐书·经籍志》也载有该书。梁代陶弘景将该书基本上全部收入其著作《本草经集注》。到了唐初，该书的单行本已失传。唐宋以后的本草学著作，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及明代的《本草纲目》等，都是转引前代本草书中所载的《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现今流传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是明清以后的学者根据唐、宋、明等历代本草著作进行整复辑佚，重新出版刊行的，因而被称为《神农本草经》辑复本。
主要内容
《神农本草经》共三卷（亦有作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这些药物大都疗效确实，被人们沿用至今。书中涉及的病证约有170多种，包括内、外、妇、眼、耳、喉、齿等各科疾病。 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即把全部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120种，一般无毒或毒性较小，“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为臣，主养性以应天，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多为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125种，大多有毒，“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中国药物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药物分类法。《神农本草经》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在《内经》“君、臣、佐、使”主次配伍原则的基础上，对组方用药理论进一步作了阐述，指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说明处方用药时应注意药性，分别多寡、主次。对于药物配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结果，《神农本草经》提出“七情合和”的学说：“药有阴阳配伍，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如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从而十分清楚地指出，虽然药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只要配合得当，便可奏效。如有的药物相配能起到协同作用而增强药效；有的药物相配则能减轻或抑制对方的毒性反应。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并非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应用。如有的药物合用后，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这种情况就属于配伍禁忌。这些药物的配伍原则，至今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同时书中还注意到了药用部位与药物作用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各个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并不相同，因此各自的药效也就各不相同。《神农本草经》还记述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制作方法，以及鉴别药物的真伪、陈新、质量优劣的方法。此外，书中还就不同的药物性能，提出了制剂的法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书中对服药剂量、服药方法、服药时间也很重视，指出：“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夜。”说明服药时间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神农本草经》的出现，不但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的一些药物学著作，都是以该书为基础的。直到今天，《神农本草经》仍然是学习中医药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养生学的发展
从战国到东汉，许多哲学家和医学家对养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见解，其中主要有“静以养生”和“动以养生”两种观点。老子、庄子的养生理论的核心是“静”，庄子还提出了以静为主的气功；而子华子、吕不韦、华佗等人则主张“动以养生”，提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华佗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引外，孔子谈到动静结合的观点，老子、庄子、管子、荀子等提出养生要“顺乎自然“；管子还主张存精以养生，注意饮食卫生及精神调摄；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并提出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
发展概况
战国以来，人们的药物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专著。《史记·仓公传》曾提及古代的医药书籍《药论》，可惜该书现已失传。晋代《中经薄》记载有《子仪本草》一书，子仪是战国时名医扁鹊的弟子；《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清代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中记载，当时有经方五家：《神家本草经》三卷，《桐君采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及《仓公对诏》。可见到汉代时已先后有多种药物学专书出现。但这些书后来大都散佚了。 “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楼护传》。楼护是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的人，据《楼护传》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成帝建初二年（公元前31年）即有了“本草待诏”这一掌管医药的官职。另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曾征如天文、历算、方术、本草等教授者来京师。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征集人力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了。从古籍所收载的药物来看，这一时期药物品种已大大增多了。《内经》载方12首，用药有泽泻、半夏、连翘等；《五十二病方》载药247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黄芩、花椒、水银、茅根等实物。河北满城汉墓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制药工具棗医工盆、注药器、滤药器和熬药工具等。 由于秦汉以来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后，使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大蒜、苜蓿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等，已逐渐被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口到中国。从而使得药物品种不断增多，人们的药物知识不断丰富。 同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也相应地要求药物学同步发展。《神农本草经》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或《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临证医学的进步。 成书年代与流传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收录该书，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有关于此书的记载，但都没有提及作者及写作年代。有人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药物大部分是《本草经》所收录的，而《本草经》所载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的郡、县地名，加上书中有些记述有明显的道教思想痕迹，从而断定该书成书于东汉。也有人认为西汉年间已有本草之类的书籍，而书中所记载的采药时间以建寅为岁首，又收有葡萄、胡麻等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大宛而带回国的药物，因此该书不会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现在一般认为，《神农本草经》与《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笔，而应当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通过对药物学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直到东汉才最后编撰成书。《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除见载于梁代的《七录》、《隋书·经籍志》外，《旧唐书·经籍志》也载有该书。梁代陶弘景将该书基本上全部收入其著作《本草经集注》。到了唐初，该书的单行本已失传。唐宋以后的本草学著作，如《新修本草》、《证类本草》及明代的《本草纲目》等，都是转引前代本草书中所载的《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现今流传的《神农本草经》版本，是明清以后的学者根据唐、宋、明等历代本草著作进行整复辑佚，重新出版刊行的，因而被称为《神农本草经》辑复本。
主要内容
《神农本草经》共三卷（亦有作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这些药物大都疗效确实，被人们沿用至今。书中涉及的病证约有170多种，包括内、外、妇、眼、耳、喉、齿等各科疾病。 根据药物性能功效的不同，《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即把全部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120种，一般无毒或毒性较小，“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120种，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为臣，主养性以应天，无毒有毒，斟酌其宜”，多为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下品125种，大多有毒，“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这是中国药物学史上最早出现的药物分类法。《神农本草经》论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在《内经》“君、臣、佐、使”主次配伍原则的基础上，对组方用药理论进一步作了阐述，指出：“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说明处方用药时应注意药性，分别多寡、主次。对于药物配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结果，《神农本草经》提出“七情合和”的学说：“药有阴阳配伍，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如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从而十分清楚地指出，虽然药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只要配合得当，便可奏效。如有的药物相配能起到协同作用而增强药效；有的药物相配则能减轻或抑制对方的毒性反应。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并非所有的药物都可以配合应用。如有的药物合用后，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这种情况就属于配伍禁忌。这些药物的配伍原则，至今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同时书中还注意到了药用部位与药物作用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各个部位所含的有效成分并不相同，因此各自的药效也就各不相同。《神农本草经》还记述了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加工制作方法，以及鉴别药物的真伪、陈新、质量优劣的方法。此外，书中还就不同的药物性能，提出了制剂的法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书中对服药剂量、服药方法、服药时间也很重视，指出：“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夜。”说明服药时间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神农本草经》的出现，不但为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的一些药物学著作，都是以该书为基础的。直到今天，《神农本草经》仍然是学习中医药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养生学的发展
从战国到东汉，许多哲学家和医学家对养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见解，其中主要有“静以养生”和“动以养生”两种观点。老子、庄子的养生理论的核心是“静”，庄子还提出了以静为主的气功；而子华子、吕不韦、华佗等人则主张“动以养生”，提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华佗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引外，孔子谈到动静结合的观点，老子、庄子、管子、荀子等提出养生要“顺乎自然“；管子还主张存精以养生，注意饮食卫生及精神调摄；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并提出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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