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医药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1年至1983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龙文玉、欧志安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健康报》、《团结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成果，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二十年来，我国苗族医学研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大好局面，从苗族聚住区的东部湘西，延伸到整个苗族省区，从一方一药研究，发展到基础理论，医学教育，专科专病建设，苗族药物开发等纵深研究，并取得新的成果，使苗族医药继藏医、蒙医、维医、傣医之后，与壮医、侗医、瑶医、彝医、土家医、朝医成为“至今还具有较强临床活力并成为现实卫生资源的十余种”民族医药之一[1]。现就我国苗族医药研究二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及有待研究的问题作一评述，旨在促进和加强苗族医药研究，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一、苗族医药学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苗族医药学术的继承工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第一次民族医药工作会议(1984年内蒙会议)以后，作为政府行为把苗族医药列为卫生工作的议事日程。如湘西自治州、贵州等苗族主要居住地区，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民族医药调研活动，在苗族民间广泛收集医药文化资料，如抄本、地方志书及“口碑”流传资料，为苗医学术的继承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期间，湘西欧志安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湘西苗医初考》、[2] 《湘西苗药汇编》[3]专著，贵州省陈德媛等人出版了《苗族医药学》，陆科闵出版了《苗族药物集》，包骏等人出版了《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湖南雷安平出版了《苗族生存哲学》等有关苗医著作。另外，有关苗族医药专题著述，如《苗医疗法》被收载于《中国传统疗法》著作中，部分苗药被收入《中国民族药志》多卷中，苗医综合著述还被收入《中国传统医药概览》、《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丛书—医学卷》，以及地方志卫生篇都有苗医的篇幅。在专著、专述出版的同时，20年来，湖南、贵州、云南、湖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民族医药工作者在有关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苗族医药学术论文近百篇，参加各级专业学术会议交流苗族医药论文300多篇。冯氏[6]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光盘》1982—1998共17年间检索出苗医药文献30篇，占共检索出民族医药文献1637篇的1.83%，排名民族医药文献分布的第7位。其它数十篇有的是1982年以前发表的，有的是未进入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还有的刊发在有关专业报刊上。目前苗族医药文献刊发最多的刊物为《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中国民族医药杂志》，其它杂志有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的志方医药杂志或院校学报。

　　在苗族医药学术的的弘扬和继承上，自1986年在贵阳召开了黔、湘、鄂民族医药研究协作组暨苗族医药学术研讨会以来，还多次召开省内或省际间的学术会议专题研讨苗族医药。湖南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研究会，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从1988年以来，先后召开了10次全省民族医药学术会议，每次会议有一定数量的苗族医药学术论文参加在会交流。通过学术会议，促进了苗族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2002年8月下旬，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召开全国土家族苗族医药学术会议，将是一次全面总结和展示苗族医药科研、临床、教学与开发成果，加速苗族医药发展的会议。

　　二、苗药研究与开发取得可喜成果

　　苗族药物研究与开发工作起步较早，取得成果较多。贵州省是我国民族医药开发进入产业化最早的地区和民族医药，他们按照国家中药 、新药的基本要求，“对药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基源清楚，有推广价值的苗族药，对其成方制剂从处分及依据、名称、处方、制备工艺研究、质量标准研究、稳定性考察、药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临床验证研究及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再评价，共选择收载了经再评价并载入贵州省地方标准的苗族药材165种，成方剂(仅个别其他民族药成分制剂)117种。”贵州省苗药成分剂中有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滴丸剂、散剂、酊剂等剂型，如益肝草袋泡剂、仙灵骨葆胶囊(片)、咽立爽滴丸、乙肝散、咳嗽停糖浆、宁泌泰胶囊、伤科灵(烧烫伤喷雾剂、伤痛一喷灵等苗药制剂品种。贵州省民族药工业产值增长比例高于全省工业发展比例和医药行业发展比例，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增长。1995年产值0.33亿元，1996年产值1.6亿，1997年产值为4.1亿元，1998年产值为7.3元，占医药行业产值的40.5%，贵州省制药企业1998年共223家，其中民族药工业72家，占32.3%。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在全省制药行业中，民族药已占主导的支柱地位[7]。据专家预测，到2005年贵州省民族医药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25~30亿元。

　　湖南、湖北、重庆、云南等省市的苗药开发与研究工作也取得初步成效，有的医院制剂经临床验证疗效确切。如湘西州龙山县骨伤科医院的治疗骨伤疾病的“柏林接骨散”，凤凰县民族中医院龙玉山治疗乙肝苗药制剂，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中医院治疗风湿病的苗药风湿片(胶囊、酒)等，在临床上都有较好疗效，有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

　　三、苗医学术理论体系及评述

　　苗族医药作为我国医药知识财富和重要卫生资源登上了祖国传统医药大雅之堂，这是几千年苗族灿烂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二十多年我国苗族医药科研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果。正是他们把散在民间千百年，搁于实践水平上的苗族民间医药知识发掘、收集，并经长期的研究，将苗族医药整理成具有理论体系的苗医学。苗医理论体系，按地域大致分以下几类。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唐永江将黔东北苗族医药整理总结为：一是病因学。主要强调外毒致病，如风、气、水、寒、火等毒气侵犯人体所致疾病。其次是饮食不调，意外伤寒，劳累过度，房事不节、情志所伤、先天禀赋不足等原因致病。三是在疾病的命名与分类上，苗医将疾病分为经类(36经症)，证类(72症)、翻类(如朱砂翻、代构翻、大能翻)等49种，胎病(12胎病)，抽病(日抽、烟抽、木抽)，丹类(10丹毒)，癀类(巴骨癀、火癀)，花类(奶花、背花等)，疔类(干疔、火疔)，疮类(火旋疮、乳疮等)，龟类(气龟、石龟、血龟等)，据不完全统计，湘西苗医、贵州苗医先后收集苗医病种约250多种。四是在诊断上，按苗医理论将一切疾病归纳为冷病与热病两大类，在治疗上坚持“冷病热治，热病冷治”的法则。通过望、听、嗅、问、摸、弹等方法进行检查诊断。五是在治疗上，坚持“两纲”治则，采用内外兼治方法，突出具有苗医特色的外治法。如放血疗法、生姜叭法、气角疗法，熏蒸疗法、化水疗法等二十多种苗医疗法[8]。

　　湘西州凤凰县欧志安以腊尔山区为中心的湘西苗医理论归纳为“英养”学说(阴阳学说)，“斩茄”学说(寒热学说)，“萎雄”系说(虚实学说)，“生恩”学说(情志学说)等四大系统。根据以上学说，在病因上强调六种毒气(六淫)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一是外因“斩茄”致病，如寒热，二是“生恩”致病，如内伤七情，三是伤食纸致病，如小儿饮食不法等不内不外原因。在病变主证上，创立了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辨病之说，把人体的疾病大体上分为一百零八种。把三十六种内病列为“英症”，七十二种外病列“养症”，从疾病的分类上做到“英养”二者的辨证统一，还将临床疾病按门别类分为内病门、孺儿门、外病门、妇病门等四大门类。在诊断上，用摁、号、乃、冒四法，即观望、号脉、询问、触摸的苗医世代延续下来的诊断方法；在治疗方法，以内外兼治的综合疗法，传统的苗医外治法有理疗法(“巴附罐疗法”、“比叨巴疗法”等)针灸法(针桃疗法、火针疗法、灸法等)，其他苗医民间疗法(刮痧疗法、补本疗法、江滚摩保法。比叨哦疗法、肹改疗法等20余种)；在药物的分类上，早期分嘎木七(肚痛药)，嘎木呱(腰病药)，嘎木比(头痛药)。嘎木显(牙痛药)等。后来逐渐按苗药的作用分类，按药物性味分类。如苦寒药、温热药等；在药物的立方上，采用主药、从药的立方原则，在药物剂型上，分原药样剂型、粉状剂型、酊剂等三大种剂型，其他加工方法或小剂型十余种。另外，还在卫生保健上，注重环境卫生、个人卫生、饮食、饮水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风俗。欧氏对苗医学特点归纳为“四个一家”，即早期“医巫一家”，后来逐渐形成为“医药一家”，“医护一家”，“医武一家”为一体的苗族医药学。

　　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老苗医龙玉六生前将当地苗医总结为：一、事物生成由搜媚若(能量)，各薄港搜(物质基础)、玛汝务翠(结构)三大要素组成；二、在病因上，由毒、亏、伤、积、菌、虫六因防病；三、用苗族生存哲学一分为三论指导病理、诊断、治法等在临床上的应用。如病理变化的三大要素，诊断上的三考察，治疗上的三大原则，在治疗中提出16大法，49套方术，对疾病分为十七病候等[10]。

　　其它有关苗族医药研究的专著或专题论文较多，都从不同层面较为系统的论述了苗医理论体系及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欧氏、唐氏及龙氏的苗医学术思想较为系统，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勾画出苗医理论体系，为苗族医药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为后来的苗族医药研究夯实了基础。因为，欧志安先生在国内苗医药界率先立项研究 ，首先从史学角度，纵横考证苗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又现场调研民间苗医数百人，把发端远古，源远流长，内容广博，经验丰富苗族药物学、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