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用药风格与古代艺术风格的一致性

□周 唯 山东中医药大学

　　所谓用药风格，是指中医学家在临证治疗时所经常表现出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鲜明的遣方用药特点。中药方剂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中医学家由于所处时代、师承关系、生活地域甚至性格爱好的不同，在治疗中往往显示出各异的用药风格。例如当代名医朱良春善用虫类药，陈源生善用花类药。清代医家费伯雄临证用药以醇正和缓为特点。费氏言：“所谓醇正者，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对于“眩奇标新”之流深恶痛绝，严加贬斥，追求以平淡之方而收神奇之效。认为“平淡之极乃为神奇”，而决非平淡敷饰。费氏所制诸多方剂，切中病情，法度平正，体现了平中见奇的醇正和缓的风格。有些中医大家的用药风格甚至成为一个时期的典型和代表，并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方剂，用药多大苦大寒，大辛大热，味简量大，力专效宏，具有大刀阔斧，气势磅礴的特点。而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用药，则具有药味繁多，诸法杂糅，奇崛跳脱的特点。清代温病学派的代表之一叶天士，处方用药则以轻清灵巧见长，向为医林所服膺和称颂，形成了“苏医”用药尚清淡灵巧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宏观来考察，可以发现中医学家的用药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具有一致性。例如，汉代艺术总的时代风格是浑厚质朴、深沉雄大，而东汉名医张仲景的用药风格正与此一致。唐代在审美情趣上人们更加追求绚丽神奇的艺术效果，唐代艺术具有瑰丽富瞻、飞扬流动、奇异诡谲的特点。而唐代医家孙思邈那种奇崛跳脱的用药风格也正与此一致。随着时代的变迁，自中晚唐、五代至宋，社会心理发生了演变，名人学士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社会心理逐渐由粗豪转为细腻，由疏放转为敏感，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在盛唐时代人们所欣赏的是直上白云的黄河，势拔五岳的天姥，飞流直下的瀑布，轰鸣回荡的巨响，绚丽缤纷的色彩，繁华喧闹的尘世。而至此则趋向于静、幽、淡、雅，崇尚宁静的无人之境，恬淡的色彩，含蓄的感情。而“苏医”用药的清淡、轻疏、灵动便是与此相一致的。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首先中医学本身就富有艺术的品格。在古代，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尚未完全分化，审美的方式就是认识的方式，认识的方式也即审美的方式，二者是一致的。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科学，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中医的诊疗过程是一种充满了美感体验的、自由灵活的创造性实践，中医的诊疗目的就是对整体和谐美的追求。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医学与艺术具有相差无几的精神”，这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其次，科学与艺术同属于一定的文化结构，一定时代、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科学与艺术实际上处于相同的“情景”之中。中医学与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于共同的文化氛围内，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传统的思维方式、共同的文化氛围内在地决定了二者在风格、面貌、情趣及演变趋势上的一致性，因而导致了其一致的思想观念、认识原则和思维特点。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就中药方剂而言，一首首方剂就如同一首首诗歌，不同时代的方剂体现了不同的风格，决不是一味药、一味药简单的叠加、堆砌，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丰富的人文知识，对此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例如中医名家裘沛然在评价《千金方》处方用药的兼备法时曾说：“其处方用药既富有巧思，而配伍又极其精密，好比山水名画，奇峰迭起，层峦辉映，怪石嵯峨，疏密有致”。由于艺术在本质上表现着某种社会意识，充满着社会情感，尤其在人类尚未成熟、个性尚未充分发展之际，艺术的风格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意识、情感的表现。因此，精深的中国古代艺术修养，对各种不同艺术风格的深层的体味，有助于对中医不同用药风格的理解、掌握，例如程门雪、岳美中等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家，都精通中国古代艺术。后人评介程门雪遣方用药兼有仲景、天士之长，称赞其“如天孙织锦，无缝可寻，驱使诸药，如水乳之融合无间，读者覃覃有味，叹其配合之妙，而无五角六张之嫌”。名医岳美中在论述方剂的运用时曾说：“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病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治重病大证，要注意选用经方”，“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

　　因此学习中医应注意加强中国古代艺术的修养。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中国古代艺术修养，不仅仅是有助于中药方剂的掌握、应用，有时甚至对整个医术境界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作用，许多中医名家的成功经验均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