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医学的发展
第一节 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
　　一、 中医理论各专题内容的探讨
　　（一） 阴阳学说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医界对阴阳学说的渊源、基本内容、性质、作用与地位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研究。
　　例如任应秋先生在《阴阳五行》一书中，提出了阴阳学说“两体合一”、“动静升降”、“始终嗣续”、“两极反复”四大规律，以阐明阴阳的奥义。在各种中医理论的教材和专著中，阴阳学说的基本观点被归纳为：自然界一切事物均可被分为阴阳两大类，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阴和阳又是无限可分的。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阴和阳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界进一步从多学科来论证阴阳学说的科学性。如许多学者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角度来分析阴阳的对立、依存、消长、转化。
　　九十年代以来，应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热潮已逐渐降温，代之而兴的是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医学和易理的关系。“医易同源－太极”，太极图的模式被认为可追溯中医阴阳学说、健康和疾病观的源起。虽然阴阳学说的科学性在现代不断被从各个角度加以证实，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束缚了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以致许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医理，不是被排除在外，便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而融合在阴阳五行学说之中了。 
　　（二）五行学说
　　五十年代以来，在关于五行学说争论的过程中，对五行的来源及发展研究得比较明晰。继承整理并挖掘五行学说的内涵，探讨它的理论和实用价值，是五、六十年代相关研究的主要方面。但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方面的研究中断了数年。
　　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五行的讨论增多。除讨论五行学说的内容、五行在中医临床上的实用性、形成历史等内容之外，更为多见的是把五行学说与控制论、系统论、电子计算机技术原理和方法联系起来。
　　八十年代的五行学说研究已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且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内容加以研究。从天文、气象角度探讨五行学说的研究者认为，天文概念的五行是指宇宙的自然节律；气象概念的五行是指风火燥湿寒五气的运动。天文气象五行学说已成为中医气象学的重要内容，贯串于中医基本理论各个方面
　　九十年代以后，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研究五行学说的热潮已降温。有的学者认为哲学中的五行转变为医学上的五行，并不在于粗疏的形式类推，而是基于相当缜密的数学群论原理，故五行学说的生命力具有合理性与实用性。在大量的从各个角度阐释五行学说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学者冷静地反思阴阳五行学说对当代中医发展的消极影响，认为中医五行学说虽然有其合理内核，但糟粕成分显而易见，必须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改造。
　　（三）藏象学说
　　五十年代以后到“文革”前，中医藏象理论研究主要运用的是传统方法，如文献考证或临床验证等。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之后的藏象学说研究，在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又出现了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藏象实质的新局面。
　　脏腑的文献整理研究在六十年代就已是某些中医研究机构的重要工作。七十年代中后期，脾胃的文献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文献角度考证，中医的脾包括现代医学的脾和（或）胰，但其功能却相当于现代生理学的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还涉及植物神经、内分泌、免疫、血液、代谢以及肌肉等方面的功能。从局部来看，还与胃肠局部变化、小肠吸收功能和胰腺功能关系较为密切。鉴于有关脾阳的论述较多，而脾阴则少有研究，故八十年代初有关研究从脾阴的含义与作用、脾阴虚的证候进行探讨，并分析脾阴虚与胃阴虚的异同。
　　肾及其相关的命门、天癸的文献学研究在五十年代以来逐渐深化。命门是近现代中医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现代中医学术界多倾向于认为命门不是一个解剖实体，而是机体某些重要生理功能的总称。对命门的生理功能的认识也趋于统一。与肾相关的另一个有争议的内容是首见于《内经》的“天癸”。现代通过对“天癸”和肾中精气的关系及其生理效应的争议，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六十年代通过文献整理，将历代对“天癸”的不同见解归纳为8种：①男精女血说；②月经说；③肾水说；④元阴说；⑤元精说；⑥肾间动气说。其中肾水说、元阴说、元精说在现代中医学术界仍深有影响。但现代学者对“天癸”的争议更倾向于其生成来源。“天癸”来源有源于肾气、源于肾水、元阴、源于肾所藏的精气诸说。围绕作为肾中精气充盛到一定程度产物的“天癸”产生的争议，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很少与临床治疗相联系。
（四）辨证论治理论
　　五十年代初期，朱颜先生、任应秋先生、秦伯未先生等老一辈医家已经提出了辨证论治的体系概念。
　　关于辨证论治的“证”字的含义，以及“证”与“症”、“病”义界的划分问题，八十年代以来对此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结果并不在于几个词义的界定，而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为证的规范化研究铺平了道路。1983年组织成立了“中医证候规范研究”课题组，专门对证的概念及其规范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在1990年“全国中医病名与证候规范研讨会”上已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以一组相关症状与体征反映该阶段的主要病变，揭示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证与病有上下层次之别，“病”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证”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本质，受疾病的特殊本质所制约。对将“证”归属于“病”的提法，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观念上的失误。有关病、证的讨论还在深入进行之中。
（五）诊病辨证论治理论
　　八十年代初期，李积敏先生提出“诊病辨证论治”的中医诊疗体系概念。[1]“诊病辨证论治” 中医诊疗体系思想的基本内容。参阅李积敏（慎言）手稿《辨病专方施治论》、《诊病辨证论》及《李积敏医学文集》的内容，并搜集整理了慎言先生的有关论述，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下列几个方面。①病与证的辩证关系。根据李积敏的各种论述，我们可将慎言先生对于“病”与“证”的辩证关系综合一下，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⑴病为纲，证为目。李积敏认为病为本、证为标，病为纲、证为目。病是对具体病变的本质的认识，从哲学辩证的角度来看，病为第一层次，证为第二层次。临床治病，首当辨病，确诊病名后再据症辨证。⑵病统证，证从病。李积敏认为病是本质的体现，它规定着证的表现、发展与变化。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证，它随着病情的变化而改变，但受着基本病机变化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临床治疗疾病时，应确诊病名，根据其病因病机总规律，规定治疗的大方向，确定贯穿全程的治疗原则及治疗大法，并且选择必要的治疗主方剂。再根据疾病存在于不同的个体或不同阶段而表现为不同的期、型及证候，而可采用不同的治法和药物的加减变化。⑶病为全局，证乃局部。李积敏认为病是整体，证是阶段；病为全局，证乃局部。临床上对病的诊断，可把握疾病的整体规律，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和辨证论治用药，有利于预测和掌握疾病的预后及变化。⑷病贯全程，证属阶段。李积敏从集合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病为全集，证是子集。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病是系统地、全过程的规律与特点的概括，证是阶段地、部分过程的病理状态表现。②临床先诊病，病立再辨证。李积敏认为临床上对病名的诊断，有利于对该病变本质的认识，有利于把握该病的演变过程总规律，也有利于确定治疗原则及治疗大法。病名确立后，再进行辨证，是掌握判断当前该病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病理状态，以决定采用的治疗方法及方药。李积敏以为诊病与辨证是辩证的关系，诊病掌握全程总规律，辨证了解当前阶段状态。他非常强调辨病诊病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重视辨证对于施治的必要性。③据病定主方，随证再加减。李积敏认为病名确立，即根据特定的病因与发展规律，也就规定了治疗方向，也有了贯穿始终的治疗原则及大法，也就必然有一个或一组确定的治疗主方，此主方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治。根据疾病存在于不同阶段而表现出的不同证候，可在主方的基础上，随证进行药物加减变化，针对其病机实质而治疗。[2]“诊病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诊疗体系模式发展的趋向。疾病是医学中的基本概念，由于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状、病机、病程各有不同，因而冠以特定的病名，以代表该病本质及特征。每个具体的病名是医学上对该具体疾病全过程的特点（病因、病状、主要临床表现）与规律（演变趋势、转归、预后等）所作的病理概括与抽象，是对该疾病的本质认识。当今自然科学及科技高度发达，西方医学迅猛发展，伴随着检验手段、微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等不断发展，疾病的诊断治疗已进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客观化的阶段。而中医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溶入主流医学的海洋之中。对于具体疾病的诊疗研究，国际有统一的名称和代码，其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日趋统一，临床诊疗体系是以诊病为其模式。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医学针对的目标是完全一样的，解决一切危及人类健康的疾病。中医要溶入世界医学，要得到国际间的认可，就要遵循统一的规则，就要建立现代临床诊疗体系，即辨病治疗的体系。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一项诊疗特色，在长期的临床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积累了大量临床资料和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精华所在。中医发展又要继承、挖掘和发扬这些已有的成果和精华。因此建立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即建立“诊病辨证论治”的诊疗体系，是中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