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治则治法理论
　　治则概念的拓宽，同时也就意味着内容范围的扩大。印会河认为治则应包括治病求本。以平为期、调整阴阳、标本论治、扶正祛邪、三因制宜、正治反治、治未病、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随证治之等内容。姜春华曾提出“截断扭转”的治则，被认为是温病治则的一定意义的突破和创新。他认为治疗温病不能拘泥于“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到气才可清气”的顺应疗法，主张采用先证而治，截断扭转的原则，即重用清热解毒，抑制病原，使病程阻断或缩短；早用苦寒攻下，迅速排出邪热瘟毒，及时凉血化瘀。此理论经各地验证，证明对中医温病的治疗，可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在某些治则的提法上现代仍存在争议。如谓“月生无泻，月满无补”也属治则。又谓在“三因制宜”之应外加一“因势制宜”的治则等。
　　治法研究在现代一般中医基础理论书中很少提及，但治法却是研究治则的基础和落脚点。因而在建国后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将治则与治法并列。
　　治则的实验研究不多，但治法的实验研究却不少。现代中医治则、治法实验研究多集中在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通里攻下等方面。其中研究最多的莫过于活血祛瘀法。五十年代末以来，临床运用活血祛瘀法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泛，如心血管系统疾病、脑血管病、血管病、广泛性弥漫性微循环障碍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增生性病变、妇科病、各种炎症、各种疼痛，以及某些癌症等。与活血祛瘀法机理相关的实验研究报道也很多。
（七）“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
　　九十年代中期，李积敏先生提出“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学术思想。[1]“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的基本内容。“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学术思想，是李积敏在中医疑难病诊疗实践活动及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的。参阅李积敏先生手稿《“虚瘀痰毒水”病机论》及大量论著的内容，并搜集整理了李积敏的有关论述，归纳起来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疑难病主要与“虚、瘀、痰、毒、水”相关。李积敏根据古今医家所积累的经验，加之自己长期从事疑难病的临床实践，认为疑难病的病机主要与“虚”、“瘀”、“痰”、“毒”、“水”有关。⑴久病则虚，虚可致瘀。李积敏认为疑难病大多是经多方辗转治疗无效，病程日久，机体受损，脏腑气血虚弱，即久病则虚。久病机体、脏腑、气血、经络虚弱，则气血运行无力而不畅，则可产生瘀滞，即虚可致瘀。⑵久病多瘀，瘀生怪病。李积敏认为疑难病病程日久，脏腑气血虚弱，气血运行无力而瘀滞产生，瘀滞产生则怪病、难病乃成。疑难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血瘀的存在。⑶怪病多痰，变幻百端。李积敏认为疑难病大多与痰有关，由于病程日久，机体气机阻滞或阳气衰微，不能正常地运化津液，使 体液停留积聚，逐步蕴结而成痰。又临床上许多疑难病从痰入手，进行辨证治疗，也多有效验。因此而知，疑难病病机与痰有密切关系。⑷急重责毒，辨治坚难。李积敏认为毒邪为病多为急重危候，在临床辨治方面也多有困难，属疑难病的范畴，非学验不丰之医而能为之。⑸水淤为病，大多难治。李积敏认为水淤为病，大多治疗坚难，血瘀于脉道，影响于水液的流畅，使脉外渗透加强，而致水蓄脉外，又可压抑脉道，而致血行不畅更甚，继而水停血瘀交结淤积于体内或某一局部。水淤为病，可以是全身性的，也可以是局部性的，但临床治疗上都比较困难。②“虚瘀痰毒水”诸因相兼，病机错杂。李积敏认为临床上疑难病多为虚瘀痰毒水诸因相兼，病机错综复杂。临床上可单独致病，但常以诸因相互兼夹交结多见。如痰瘀互结、毒瘀交夹、水瘀交结等等。辨证治疗多难掌握，因此治疗疑难病应广集思路、精辨准确、借鉴经验、探索新路，择方精妙、守方徐图，这样治疗疑难病才能有所效果，有所进步。[2]“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的研究进展。李积敏的“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是从“虚”、“瘀”、“痰”、“毒”、“水”着手来研究揭示中医疑难病的一般病机规律。“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是在总结前人治疗疑难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长时期大量的临床实践及研究而逐步形成的，它有其坚实的临床基础。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及认可，特别是“虚”、“瘀”、“痰”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与疑难病有关。“虚瘀痰毒水”病机理论广泛地被临床医师所接受，且应用于指导临床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八）运气学说
　　建国后的17年（1949－1966），五运六气的研究还属于比较深奥的问题。某些医史学者将运气学说作为历史加以探讨，追溯其源起和演变。其中以范行准先生《五运六气说的来源》一文影响较大。此后范先生又在1961年印行的《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再次重申他对运气学说的贬抑态度。尽管范先生把运气学说称之为“近于宿命论”的“式占”之术，但在建国后17年间，并不妨碍其他学者介绍或运用运气学说。当时对运气学说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可以自由地在报刊上撰文或出版专著来介绍五运六气的基本知识。1959年，任应秋先生出版了《五运六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是为现代第一本运气学说的入门之书。该书以《素问》七大论为本，系统讨论了运气学说的各有关问题。至1962年，该书已印刷了4次。1962年，胡海天先生于《广东中医》发表连载文章，作“五运六气”的讲座，在中医界亦有一定的影响。
　　在当时对运气学说有存、废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中医学院的教材如何处理这部分内容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议。最后折中的意见是将运气学说以附篇的形式列于书末，由学员据自己的兴趣加以取舍。对运气七篇是否是《素问》原文也采取回避方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教材中连五行学说也遭到严厉的批判，更不用说运气学说了。它连上教材接受批判的资格也没有。“文革”结束以后，运气学说才又重新登大雅之堂。但这次运气学说的命运非同昔比，它不仅在中医界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而且也引起了某些其他学科人士的浓厚兴趣和重视。研究运气学说在七十年代末以来异乎寻常地成为热门，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
　　八十年代以来，对运气说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从理论文献和实际验证两方面来进行确立自己的观点。任应秋先生认为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即中医气象学。方药中先生认为，运气推算的“干支格局”，是古人对天象、气候、物候、病候长期观测的总结。它吸取了当时天文、地理、历算、哲学知识，运用阴阳五行和干支的排列组合形式来加以表述。但是，运气推算只是的部分内容，因此不能以现代气象验证的符合率来评价运气学说的价值。
　　（九）体质学说
　　现代中医体质研究最有意义工作是进行了中国人的体质群体调查。薛崇成以中医气质阴阳学说为依据，把人的性格分成太阳、太阴、少阳、少阴、阴阳和平5大类，再根据心理测试原理制成了阴阳分型的问卷，在全国进行调查。他制定的DY性格测验表已通过国家级鉴定。
　　疾病与体质的关系是体质学说与临床紧密相关的具体体现。有关某些疾病的产生与体质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异常体质和异常情志较正常体质人更容易患胃病。肺癌病人中，初步发现气虚质的比例较大，这与中医传统的“肺主气”是相吻合的。体质与体型、季节发病也有直接关系。
　　体质学说的实验研究开展得还不多，但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开始注意用实验手段来探寻不同体质人群的生物学基础。从现代病理学研究发现，痰湿体质的人其新陈代谢一般比较低下，脂肪代谢缓慢，而且血中低密度脂蛋白含量增高，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将多余的胆固醇堆积在动脉壁上，从而容易引起动脉硬化和冠心病。还有的研究从体质遗传学角度，研究了广东汉族健康人的中医体质类型与HLA基因频率分布的关系，获得了不同体质类型的综合性指标，反映了传统中医体质类型的遗传及基本特征，证实中医体质类型的客观性。
（十）中医时间医学
　　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中医发展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期。在理论上，随着《内经》研究的深入，时间医学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5年，四川名医吴擢仙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向中央首长献出了子午流注环周图，引起了世人对时间针刺疗法的关注。承淡安的《子午流注针法》、任应秋的《五运六气》等著作相继问世，时间医学的研究已经开始露出端倪。然而六十年代中期“文革”的掀起，使刚露头角的中医时间医学研究又沉寂下去。子午流注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而无人敢问津。
　　七十年代末期，“文革”结束后迎来的科学的春天，是为发展这一古老的中医理论的契机。现代时间生物学的兴起，为中医时间医学的再度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八十年代是中医时间医学研究达到了一个的高峰，以“中医时间医学”为名的一门新的学科已基本形成。周铭心等的《中医时间医学》、胡剑北等的《中医时间医学》、刘炳权等的《古今时间医学》、张年顺等的《实用中医时间医学》相继出版。运用文献整理、临床观察、调查分析和实验研究等手段对中医时间医学进行的研究，为阐明这一学科的科学性作了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实验或观察用于揭示脏腑、经络活动的节律。从四时死亡病种来看，肺心病多死于冬季，肝经病多死亡于春季，心经的病多死于夏季。
　　诊断方面，对常人脉象的观察，结论是与“人气”一日四时的变化规律相合。在疾病状况下，正常节律则被破坏。四季变化与脉象的关系是：脉率是冬快夏慢，脉位是冬偏沉、夏显浮，脉波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