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腹诊
　　十年动乱之前，对腹诊注意不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由于日本汉方医界对腹诊的起源曾有所涉及，从而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论述。学者根据古代医学经典的论述，认为腹诊起源于我国；日本著名汉方学家大冢敬节则认为，日本汉方界的腹诊可以分为难经派、伤寒派、折衷派等之不同，也说明其起源于我国。
　　随着这些争论的开展，使我国对腹诊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987年，我国召开了首届全国中医腹诊专题学术研讨会，交流了在腹诊方面研究心得，使得这种诊断方法大大地繁荣起来，研究内容也十分广泛。
　　近些年来，对腹诊的研究，业已从单纯临证应用进而探素其客观化的检验，如有人提出光电腹诊仪的设想，通过用X射线荧光屏探测胃肠中含气量的多寡,以判断腹部胀满的程度，还有的对群体进行了临证调查研究，以使探索新的研究途径与方法。
　　进入九十年代，腹诊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提高，表现在腹诊技术的客观化、标准化方面的探索和试验。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研制的QZ-1型中医腹诊参数检测仪，应用中医理论，制定定量指标，对718例患者进行腹诊检查，提出了腹诊的原理和新概念，对腹诊进行了理论构建，为这一诊断方法的辨证数据化、定量化提供了新的依据。该研究课题组并编成《中国腹诊》一书，从而使腹诊这一古老的技术在诊断学上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向一门独立分支学科迈进。

　　(二)脉诊
　　要客观检查患者的脉象，就要有检查的器械，脉象检测仪就是这种器械。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有人设计简单的脉象仪，对客观检查做了尝试，由于影响脉象的因素很多，而且对脉象形成和构成脉象的各种条件也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因而初期的脉象检测仪器还不够理想，但这毕竟为脉象的客观化做出了初步的探索。
　　十年“文革”期间，检测仪的制作基本上处在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脉象检测工作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有迅猛发展之势。随着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发展，检测仪的设计与制作水平日益提高。早期的检测仪是北京医疗仪器厂生产的BYS-14心脉仪，随后有南昌八一无线电厂生产的MX-811液态换能器，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曾制造出HMX-3C脉象换能器和MX-3脉象仪，它较以前的同类器械有较大进步，它能取得脉象、脉速、时差、取脉压力等多种信号，它对脉象的采集、建立定型图谱、有较好的作用。
　　在“六五”期间，中医的脉象检测仪的研制被列入攻关课题，此期间研制出来的MX-4C和MX-5多功能脉象仪，它们不仅能检测脉象的波形、脉压力、还可以检测、贮存、打印脉道形态的示意图，脉波--脉位趋势图及脉率趋势图，这些脉象图可显示脉位、脉幅、脉形、脉势、脉宽和脉率等。
　　用脉象检测仪所取得的脉象图的判读和分析，在八十年代取得一些成果，尽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判读标准，而只能用目测法读出其拐点、幅值和时值，以了解脉动的频率和节律，脉力的强弱，脉势的虚实及脉象形态，并通过它来了解和测算或估计血管的弹性、外周阻力，脉象的劲弛、软硬、滑涩等，但这些已为将来做出分析脉图的统一方法打下了基础。还有人做出“脉象信息计算机处理系统”，以自动采样分析，并输出包括脉率、面积及判别脉图所必需的十多项通用的特征值和扩充特征值，以此确定脉象的类型，并以此绘出脉波图、速率图、从而使计算机在脉诊中达到了实用的水平。此项成果也获卫生部1985年科技成果二等奖。
　　研究工作者还对若干临床上常见的脉象进行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基础研究。其中包括浮脉、沉脉、弦脉、滑脉、涩脉、芤脉、迟脉、数脉、结脉、代脉、促脉等。如对浮、沉脉的初步研究表明，动脉管壁的搏动幅度的加大，是出现浮脉的主要因素。如当管壁振幅较大时，取法压力比较小，此时指感搏动明显，脉位就显得表浅但脉象的浮沉和此压力大小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三)舌诊
　　“文革”期间，舌诊研究与其他各项科研工作一样，受到极大的干扰，陷入停顿状态。
　　“文革”结束以后，舌诊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八十年代出现的，八十年代早期，有人报告了对大量正常舌象研究的结果。如陈泽霖通过对5403例正常人舌象的研究，孙远岭则板告了对2721例正常小儿的调查，提供了正常人的脉象报告。
　　八十年代早期还对舌脉进行了研究。早在1978年，就有人对舌脉做了初步研究，把其主干的充盈度分成三度，即以十、二十、三十代表之。据作者统计，95%的正常人主干的充盈度为十，其余5%为++。而正常舌脉的颜色多为淡紫色。
　　随着舌诊研究的深入，极需对这些研究工作进行规范化，特别是有关舌诊的词语、舌的部位等进行统一。在这方面，上海的陈泽霖等做了较多的工作。他在1982年著成《舌诊研究》一书，初步涉及这一工作，并公开出版。1984年，他们又发表了《有关舌诊的统一名词和舌上分部的规定(草案)》。
　　八十年代中期，又陆续有人对舌苔在流行性出血热、急腹症的诊断价值做了报告，如认为流行性出血热的舌质的发展是由淡红而变红或紫绛，而淡红；而舌苔则由白、黄而变白；舌苔还由润变干而再润，其变化亦提示此病临床上五个分期的发展规律。在急腹症中，舌象的变化基本上反映腹部病变感染程度，轻度炎症者，其舌质多淡红，而红绛舌则示腹内的化脓性及坏疽性病变；有些急腹症则表示炎症的性质，如在胆囊炎患者中，淡红舌多示慢性炎症，而红绛舌则示急性化脓感染。这些结论都经剖腹探查后证实。
　　九十年代以来，对舌象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如中国中医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合作，成功地研制成“中医舌象真彩色图象系统”。它是利用光、电、机械等学科的结合，摄取真彩色的舌象图形，对舌质、舌苔、舌面积、舌纹理分析、瘀点瘀斑进行摄象，并将它储存起来，可以与再现和舌色的三基色分析数字化。这种系统可通过系统硬件的设计，应用软件的设计，通过对舌象的摄取，存贮、调用、色度学参数的分析、苔厚指数测定、舌苔的面积，齿痕程度的估计、反光点的消除等多项功能，建立了常见的舌象数据库，从而制成了以国际色度学为依据的判断标准。

第二节 中医临床科学的研究

一、急病治疗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对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急病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对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热等治疗都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西医在我国迅速发展，使中医治疗急病这块阵地逐步缩小。又由于在对待中医问题上存有偏见，有失误，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倍受摧残，中医急病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中医院不设急诊室，中医大夫不值急诊班，抢救急重病人中医大夫不参加。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西医在医疗上的布局不仅合理，且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优势。中药 剂型、给药途径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中医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随后，在1984年，全国成立了七个急症协作组，即高热(南、北方组)、中风、厥脱、血证、痛证和剂刑改革组。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医急病采取的重大举措。
　　以中风病为例，1983年全国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制定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定中风病名，别称卒中，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并提出病类与证名联合的辨病分证诊断方案，即将中风先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病类，然后再分为九种证候。其病名诊断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药 剂型及给药途径的改革是中医治疗急病的关键。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汤等。给药途径主要经口服。这些剂型及给药途径，在临床急救时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体积、容积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难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对小儿及无法口服给药的患者难以接受。1983年以来，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加强了中药 剂型改革工作的领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多种新剂型，如片剂、浸膏、合剂、冲剂、气雾剂、针剂等，以及多途径的给药方式，特别是静脉给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使得原来采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病，如高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药 治疗。
　　自1983年以来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和剂型改革组，共研制40多个中医急症新制剂。其中如厥脱症协作组的参附青注射液、养阴增液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系列制剂，通过了临床验证，显示了中医治疗厥脱症的优势。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了《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对中医急病诊疗评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2月中医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五年计划》及《加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同年，扩大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设中医急症奖励基金。修订《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