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理想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

　　诞生于古代中国的中医药学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水乳交融，难以分割。然而近百年来，伴随着李鸿章所称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信心在逐步丧失，尤其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从文化科学到政治制度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就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本文以近现代对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几项文化举措为出发点，来探讨其对当代中医传承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留学运动和废止科举制度
　　《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中对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举措就是提倡出国留学和废止科举制度。
　　1901年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当时近邻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也是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周作人曾叙述说，“我们往日本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留日学生在1906年竟达17860余人。其结果，连中国近代的军阀四分之三都出自日本军校，中国近现代的学者文人也有不少留学日本，医学界自不例外。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外，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又占了相对多数。这些人在北洋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正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日本的汉医也在废止之列。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及歧视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褚民谊、汪精卫等皆曾留学日本，1929年在通过废止中医案的卫生工作会议上，出席代表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洋派。
　　另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宣布废除了自隋朝以来推行了长达1300年的科举制度。科举时代里，作为书生几乎都是“拜经教”的忠实信徒，15岁之前便要把四书五经烂熟于心，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废止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者断裂点，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东方型转为西方近代教育，由原来子曰诗云的人文文化为主到声、光、电等自然学科为主。从这时起，中国原有的一切文化开始变成旧学，由原来的主流文化逐渐被边缘化，而成为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废孔废经，在当时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然而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后，已经没有多少人回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当今的人们对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朦胧不清。
　　诞生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欲成为名医，不仅需要有精深的专业理论，还要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现代著名中医药学家秦伯未曾说：“初学于丁师（名医丁甘仁）门下，丁老首先要求背诵《古文观止》中的220篇文章，每天一篇，天天如此。尤其《出师表》、《桃花源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更要求背得滚瓜烂熟，一气呵成。当时觉得乏味，却不料古文程度与日俱增，从此博览群书亦觉易也。”秦伯未因此也要求学医者多学文史知识。程门雪亦认为“名医必然饱学，断无俭腹名医。”程氏行医之余，喜吟诗作画，精于书法，善于篆刻，时人评之为诗、书、画三绝。
　　科举制度的推行在为古代中国选拔官吏的同时，也为中医培养了许多后备人才。因为相对于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政府官员的名额毕竟有限，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广大知识分子出路的壅滞。“医国医人，其理一也”，“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相当一部分入仕受挫的儒士便转而投身于医学，从而造就了大批“儒医”的出现，使医学队伍的素质明显得到改善，大大提高了医药队伍的文化水平，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医学研究效率，这无论对医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及读经的废止，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中断，导致儒医的逐渐消失。今天中医医生的文化素质中的传统文化成分已大大减少，乃至今天已很少有人敢自称儒医了。
　　白话文的盛行和汉字的简化
　　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是当时对封建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抨击最为猛烈的一次运动，其中一些观点和论断极其尖锐。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续其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像两把匕首甩向文言文，拉开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运动的序幕。经此一役，曾经辉煌了三千年的典雅古文，轰然倒地，民间白话登堂入室，从此坐稳了汉语江山第一把金交椅。就普及文化来说，白话文固然很是得力，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与中国五千年厚重的优良传统相比较却是较为粗浅的。今天的人们如果想更深一步的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就需要“翻译”。 于是中国有了自己特有的现象，外国著作需要进行翻译，中国人自己的名著也需要翻译。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那一代人，他们先前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已经通过文言在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太多的营养，而终成就他们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地位，却让后人吞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在今天的白话环境中，这样的大师难以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一个就是汉字的命运。当时钱玄同曾有废除汉字的主张，胡适也喊过“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口号。好在在此之前，中国文字除汉字一家别无分店，不像白话文化中国早已有之，如要废除汉字，那必得另起炉灶，所以虽然曾经有过“拉丁化”、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化等主张，但基本皆无疾而终。但是，简化汉字却成为此后中国文字改革的主流。1955年中国文改会公布《简化汉字方案草案》，两年后发表的《简化汉字表》构成了今天大陆书写汉字的基础。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今天的汉字书写简单是简单了，但是却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